　　事实上，迭生的灾变更多地是来自人类的失误或称“建设性破坏”。而且，几乎每一次事故发生，采取的都是通报、检查、召开会议、追究当事人责任、停工停产检查等手段。对此，我以为尚不够全面，应补一补“安全文化”教育的课，“安全文化”的建设比安全措施的制定更应该提到议程上来。事故与灾害本应靠技术对策加以控制，但国内外减灾实践证明，软对策往往比硬技术更为有效。“安全文化”正是软对策中的一种，它诞生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20世纪90年代迄今越来越受到关注及发展。

　　“安全文化”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组织（单位）文化”的一部分。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机制，二是在此机制下的响应。现在国际的趋向是要将看似抽象的“安全文化”概念，转化为有实用价值的“指标”。从全世界看，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展了“全世界减灾十年”活动，每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都在变，但惟有一点是坚持的，即“预防为先”的原则，所以联合国倡导的安全减灾的文化思考是，要在全球开展以“预防文化为主”的防灾减灾工作。

　　历史事件往往有它的相似性。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至今还有核危害性后果产生。国际核安全组织在全面分析了事故原因后认为，“安全文化”的欠缺是导致事故的基本原因。

　　“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人类的安全观，它决定着人们对于安全生产和安全生活的思维方式，用安全文化建构的社会系统或城市系统，似乎不是最直接的安全保障，但却是最持久的决定要素。在事故控制中推进安全文化其意义在于：第一，它是预防事故的“软”对策；第二，它是预防事故的“人因工程”，所以是最具基础意义的控制模式；第三，它重在系统化管理及制度，本质上创造着一种“人????机????环境”相协调的反危机控制思想，通过对人的观念、意识、态度、行为等有形与无形的安全氛围的影响，从而达到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有效控制；第四，它更强调安全的准则、理念及策略，更重视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一系列物态条件的安全环节的构成；第五，它在工程建设和生产过程的实践，旨在从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行维护等全寿命周期各环节实施以文化为中心的安全策略。但必须看到，文化的变化是缓慢的而且经常是难以觉察的，同样，由于影响安全文化的因素很多，所以不用综合尺度，而更多地从安全行为尺度、态度尺度、信念尺度等方面去衡量生产系统的安全水准将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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