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与灾害本应靠技术对策加以控制，但国内外减灾实践证明，软对策往往比硬技术更为有效。这不是说弃之硬技术，而是靠软对策予以重新的组织及梳理，从而更有效，更可靠地成为控制现代事故与灾害的有效“技术”。安全文化正是所有软对策中的斗种，它诞生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20世纪90年代迄今愈来愈受到关注及发展。

    一、灾难与警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17周年祭

    17年前的1986年4月26日，位于前苏联乌克兰地区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自1945年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袭击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核灾难，成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的一大灾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俄《国际文传电讯社》2003年4月23月报道，时至今日乌克兰共有250万人因切诺贝利核事故而身患各种疾病，其中包括47.3万儿童。核事故后的今天，在乌克兰的核受害者中最常见的是甲状腺疾病、造血系统障碍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

    爆炸释放了大约2.6亿居里的辐射量，大约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能量的200多倍。这次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遍及前苏联1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那里居住着694.5万人。由于这次事故，核电站周围30公里范围被划为隔离区，附近的居民被疏散，庄稼被全部掩埋，周围7千米内的树木都逐渐死亡。在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10公里范围以内将不能耕作、放牧；10年内100公里范围内被禁止生产牛奶。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通过风力、雨水等传播途径，污染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等一些堪称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壤，牵连了一批意料之外的受难者。

    据有关资料，切尔诺贝利事故所泄漏的放射性粉尘有70%飘落在白俄罗斯境内。给白俄罗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2350亿美元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白俄罗斯32个财政年的总和。为消防核危害，政府每个的拨款要占整个国家预算的20～25%。白俄斯罗戈梅利地区的儿童甲状腺癌的比率，在核事故发生后上升了200倍；某些地区甚至上升了2000倍。前不久，白俄罗斯卫生部门对距离切尔诺贝利约400公里处一所学校的孩子进行了体检，这所学校的数百名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健康的，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那些生活在距离切尔诺贝利只有40、50公里处的孩子们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二、核安全文化的产生与现代发展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重要原因在于核电站工艺落后，使用的是安全性能差的以石墨作减速剂的旧式反应堆。但追溯其根本原因应归于核电站主管部门安全意识淡漠，管理不当，运行人员执行的实验程序考虑不周和操作失误等，从而酿成大祸。切尔诺贝利最后一个反应堆已于2000年12月15日正式关闭。就此，多年来令人担忧的灾难重演的可能性成为了过去。事故发生17周年后的今天，人们更需要了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人类的持续损害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结果。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将经过整整40代人!迄今为止，除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以外，英国北部的塞拉菲尔核电站、美国的布朗斯菲尔德等核电站都发生过核泄漏事故。除此之外，在世界海域还发生过多次核潜艇事故。这些散布在陆地、空中和沉睡在海底的核污染给人类和环境带来了无尽的危害。

    核安全文化正是由此产生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认为：事故的核心要素是人为失误及整个管理体系所致，根子不在于硬件系统上，而在于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上。对此中国核安全专家王法教授认为：确保核能等高风险行业“质量第一，安全第一”方针的落实，除了必须要采取的法制手段、制度手段、技术手段、经济手段等科学全面的管理手段以外，我们还必须充分地、特别地关注并认识人的因素及社会因素。因为所有与事故灾害相关的“手段”及“问题”涉及的面均包含在“文化”之中。为此；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INSAG-4强调“安全文化的实质是提供了一种手段用以解决各类人因错误”。从中不难看清安全文化的实际操作性意义。

    必须说明的是，安全文化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组织(单位)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国际核原子能机构于1997年再次全面提出的“全球核安全文化”的概念，更重在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与核动力，它建议国际安全联盟并要求各国要建有核安全及防辐射体制，并一定要在国家层次上致力于“核安全文化建设”。在INSAG—4报告中深入论述了安全文化的定义及特征，对安全文化的三大层次即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提出了不同要求。如上所述，安全文化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机制，其二是在此机制下的响应。从此意义上看，安全文化指的是全体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与责任感，重在对安全事务的个人责任心和整体自我完善。现在国际的趋向是要将看似抽象的安全文化概念，转化为有实用价值的“指标”。从全世界看，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展了“全世界减灾十年”活动，其每年“国际减灾日”主题都在变，但唯有一点是坚持的，即“预防为先”的原则，所以联合国倡导的安全减灾文化思考是，要在全球开展以“预防文化为主”的防灾减灾工作。无疑，其文化正是核心点。再看美国2003年6月推出的“新安全文化”月活动：美国安全委员会定于2003年6月为安全生产月。安全月的首日，由美国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艾伦C·麦克米伦做关于“新安全文化”的演讲。这是一项关于如何长时间搞好安全工作的核心问题。美国安全委员会欢迎各界积极参与和关注“2003安全月”的活动。在6月的30天期间，他们把安全月划分为4个阶段，并将向全国各界提供每一阶段活动的题目、活动内容和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好安全月的准备工作。通过开展此项活动，唤起和促进人们搞好安全的意识，使人们清楚安全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美国“2003年安全月”已发展的活动主要是：安全月口号：(1)第一周6月1—7日，为道路交通安全周，主题是：驾驶员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保护乘客和其他司机的生命安全。提供一些有关“心烦意乱”驾车对驾驶员的危害和驾驶员安全驾驶的信息；(2)第二周6月8—14日，为家庭和社区安全周。宣传预防和保护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措施方法，给你的家庭和朋友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社区环境；(3)第三周6月15—21日，为预防发生恐怖事件的安全宣传准备周。给社区中的家庭和活动区域提供一些应急的准备措施；(4)第四周6月22日—30日，为生产工作场所安全生产周。督促企业的领导层重视安全生产的问题，使他们了解在生产工作中如何预防、杜绝伤亡事故的发生。

     安全月的目的：珍惜生命，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使人们懂得时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处处讲安全的重要性，做到预防为主。

    三、城市大型工程项目开展安全文化建设的构想

    安全文化建设重在实践，以下试从城市大型工程建设的视角谈几点思考。

    1.2003年“7·28”是唐山大：地震27周年的劫难日，如果说唐山大地震是自然巨灾毁损了城市，那么21世纪的今天，不断迭生的城市灾变更多地是来自人类的失误或称“建设性破坏”。2003年6月24日北京终于盼柬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双解除”的信息，可人们平静下的心还不到十天，曾作为防疫典型的上海市又传来建设工程事故的“劫难”。迄今虽未发生人员伤亡，但此事故的影响甚大，它再次为城市大型工程建设敲响了警钟。7月1日凌晨4时左右，正在施工中的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浦东南路——南浦大桥)区间隧道联络通道工程发生渗水事故。随后，大量流沙涌入隧道，引起部分地面沉降，造成地面建筑中山南路847号8层楼房倾斜，裙房坍塌。整个事故在中山南路一带造成2小时的停水断电，并引发信息系统的中断。据悉，从7月3日起，上海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建设工程安全质量大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报告、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批、执行情况，建筑施工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责任制的情况，在建工程项目技术、质量、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等。讨此，我以为尚不够全面，应补一补安全文化教育的课。

    2.居然，沪地铁由渗水险情导致的隧道事故已被遏制，但我以为这是一件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城市灾害。其严峻性不仅仅因为，它恰好发生在国务院全国安全生产检查刚刚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施一周年之际，而在于此事故有它潜在的必然性及人为疏忽。上海的城市建设中的致灾特点从来就包括江水渗入及防汛抗洪，在我所了解的上海总体防灾体系中也有防洪对策。但对于轨道交通这类城市生命线工程是否全面地考虑了综合减灾设计呢?如果考虑全面，为什么会忽视每年到来的汛情所增加的致灾因素呢?该事故险情究竟是事故隐患，还是施工质量事故?沉痛的SARS教训要求国人面对灾害与事故追寻灾变之因，而绝不能再停滞在不问事故责任，一味地沉浸在险情被英勇地遏制住的层面，这本质上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技术及管理上的缺憾，而是文化层面上的缺陷。虽然，事故与灾难有它发生的必然性，但上海4号轻轨事故所付出的代价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作为每一位城市管理者及安全减灾专家要问：对于隧道和轻轨是如何系统地考虑自然巨灾与现代恐怖事件基本致灾要素的呢?如何考虑那我们的城市生命线工程是何等的水准呢?举国上下，办“奥运”、搞“世博”，一个又一个大型的国际盛会及世纪性建设项目，对城市安全减灾心中有数吗?控制机制如何做到落实，都是极待回答的大问题。

    3.笔者之所以由上海地铁事故想到安全文化的软对策建构是基于如下考虑的：历史事件往往有它的相似性。如上所述，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至今还有核危害性后果产生。国际核安全组织在全面分析了事故原因后认为，核安全文化的欠缺是导致事故的基本原因，只有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为失误的致灾隐患并普及核安全文化才能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并控制核事故。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始投身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研究，并探讨了在城市建筑安全设计中体现安全文化思想。我以为，之所以对上海地铁事故强调要用安全文化的思路，是因为安全文化不是“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新视角去剖析事故灾祸发生的因素。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人类的安全观，它决定着人们对于安全生产和安全生活的思维方式，用安全文化建构的社会系统或城市系统，似乎不是最直接的安全保障，但却是最持久的决定要素。在城市建设工程的事故控制中推进安全文化其意义在于(1)安全文化建设是预防事故的“软”对策，它对于预防事故具有长远意义；(2)安全文化建设是预防事故的“人因工程”，其核心在于提高城市系统各环节管理者、建设者的安全减灾素质，所以是最具基础意义的控制模式；(3)安全文化建设重在系统化管理及制度，它本质上创造着一种“人——机——环境”相协调的反危机控制思想，通过对人的观念、意识、态度、行为等有形与无形的安全氛围的影响，从而达到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有效控制；(4)安全文化建设更强调安全的准则、理念及策略，更重视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一系列物态条件的安全环节的构成(装置、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环境等)；(5)工程建设的安全文化实践，旨在从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行维护等全寿命周期各环节实施以文化为中心的安全策略。但必须看到，文化的变化是缓慢的而且经常是难以觉察的，同样，由于影响安全文化及城市安全形象的因素很多，所以不用综合尺度，而更多地从安全行为尺度、态度尺度、信念尺度等方面去衡量建设工程系统的安全水准将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呼唤大型工程安全文化建设，还在于从根本上树立忧患意识，并作一番反危机的文化重铸。事故灾害，是人类的难题，但它馈赠给人类去正确解读的机会。对城市而言，特别要呼唤行政与制度上的安全文化重铸。要充分意识并利用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资源。安全减灾也是生产力，愿安全文化在普及公众安全意识及能力，在推进城市工程建设的科学决策中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