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研究采用航线飞行管理态度调查量表( FMAQ2. 0 ,国际版) ,旨在通过对中国航线飞行员试用结果的分析考察FMAQ2. 0 的因素结构及其在评价中国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的有效性。本量表主要由基本工作态度、飞行管理态度、自动化驾驶态度三个分量表所构成。在对来自国内四大骨干航空公司174 名航线飞行员测试结果进行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取出了组织信任度、工作满意度、交流协作、权力梯度、风险意识、自动化依赖和自动化认识等七个表征现代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的主因素。研究结果初步表明,FMAQ2. 0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能够作为评价和分析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的工具。

　　关键词: 航线飞行　安全文化　评价　因素分析

　　1前言

　　当前航空安全界普遍认为,影响飞行员人因失误发生率高低的航空安全文化主要由以下三种最典型的文化因素构成[1 ] :飞行职业文化、飞行安全的组织文化以及影响飞行安全的民族文化。建立起航空安全文化特征的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文化形态在维护和提高飞行安全水平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当今实施航空安全人因训练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航线飞行员在飞行管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航空公司安全文化特征的一种最直接的反映方式。分析和了解飞行员的飞行管理态度,可以为航空公司实施有效的机组资源管理训练提供依据。

　　在以高科技、高风险为特征的航空运行系统中,安全文化的作用已经成为当今航空安全管理系统中最核心的要素。安全文化作为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理、情境和行为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核心特征则是以组织成员对组织内部的安全管理态度加以表征的[2 ] 。然而在传统的航空工业安全管理中,通常是以改善飞机性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提高航空安全水平,却忽视了航空组织系统中人们的安全管理态度对于飞行安全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以诊断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为目的的航线飞行管理态度调查问卷( Flight Management AttitudeQuestionnaire , FMAQ2. 0) ,旨在通过对中国航线飞行员试用结果的分析,考察FMAQ2. 0 的因素结构及其评价中国航线飞行安全文化特征的有效性。

　　2方法

　　2. 1被试

　　参加此次测评的对象为来自国内四家大航空公司的男性飞行人员共174 名,分别担任飞行教员、机长、正驾驶、副驾驶等职务,身体健康并通过民航总局的各项体检标准,大学文化程度。平均年龄36. 27岁(25～53 岁) ,平均总飞行时数为4226. 19h 。

　　2. 2施测程序

　　全套测试采取被试单独接受测试任务的方式完成。测试环境安静,无关刺激变量得到较好控制,主试均在测试前接受过良好的训练。被试在充分理解各测试指导语的基础上,开始正式测试。所有参与本次测试的主试均不参加最后的数据处理工作,符合心理学研究中的双盲原则, 所有测试数据均由SPSS11. 0 统计软件包处理完成。

　　2. 3FMAQ2. 0 构成分析

　　FMAQ2. 0(国际版) (分为国际和欧美两个版本,本研究所采用和文中所出现的FMAQ2. 0 均为其国际版。) 是以美国联邦航空总局( FAA) 和国家航天局(NASA) 航空航天安全人因项目首席科学家、德州大学教授R. Helmreich[3 ,4 ]为首的一批心理学家在基于现代航线飞行驾驶员的工作特性以及航空安全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上所建立起来的以诊断航空公司飞行安全文化特征为目的的一套评价工具。FMAQ2. 0 已被广泛应用于全球46 家国际知名航空公司的安全文化诊断,结果不仅证明本套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r ≥0.46) ,而且还被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作为国际上各航空企业飞行安全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评价工具[5 ] 。本研究采用FMAQ2. 0 中主要涉及飞行员对各种组织工作状态评价的三个分量表作为测试工具。第一个分量表为基本态度评价量表,是由飞行员对训练、管理和团队协作状况方面的基本评价以及飞行员对组织、工作及训练的满意度两个部分、共45 个项目组成,评定等级分为由极低到极高五个反应水平。第二个分量表是由34 个项目构成的飞行管理态度评价量表。第三个分量表是由17 个项目组成的自动化驾驶态度评价量表。后两个分量表均采用Likert 态度量表5 级反应模式,即坚决反对、稍加反对、中立、略表赞同和坚决赞同。为避免被试的反应定势,部分题目反向计分。3结果和分析

　　在使用FMAQ2. 0 对国内四家大航空公司174名不同职位的飞行人员测试结果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有效问卷158 份。为了进一步明确各部分的结构因子, 对正式题项进行因素分析, 以求得FMAQ2. 0 的结构效度。对FMAQ2. 0 的三个分量表分别进行主成份分析,提取共同因素,求得初始因素负荷矩阵,再用最大变异法(Varimax) 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根据项目的内容分析,结合目前国际上权威的安全文化构成理论对所提取的因素进行命名。因素分析结果如下。

　　3. 1飞行员基本满意度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对飞行员基本满意度量表使用结果的因素分析表明(见表1) ,组织信任度和工作满意度构成了本量表中两个与组织安全管理态度紧密相关的主因素,这两个因素所解释的变量占变异量的49. 19 % ,与原量表的主成分及其结构效度( r = 0. 456) 保持相同, 且Cronbach 系数α为0. 812 , 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3. 2飞行管理态度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飞行管理态度不仅是航空安全文化表征中的一个核心要素,而且也是FMAQ2. 0 结构中最能集中体现航线驾驶行为特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见表2) ,从飞行管理态度量表中提取到交流协作、权利梯度和风险意识三个与航线飞行驾驶舱工作特性密切相关的主因素。三个因素的累计贡献率达到49. 84 % ,且内部一致性信度达0. 892 ,反映出该量表本身同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信度指标。

 　　3. 3驾驶舱自动化态度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驾驶舱高度自动化是现代航线飞行员一个典型的驾驶特性,对待这一驾驶特性的工作态度直接关系着驾驶作业的质量和飞行安全[6 ] 。因素分析的结果提取到了自动化依赖和自动化认识两个主因素,其累计贡献率达到46. 12 % ,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0.903 ,表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及信度指标,能够为考察航线飞行员对驾驶舱高度自动化条件下工作概念的理解以及驾驶舱高度自动化所引起的自满情绪、过度依赖等负性安全文化因素的诊断提供一个较客观的参考依据。

　　4讨论

　　在现代航空管理实践中,航空安全文化方面的特征被认为是提高和维护现代航空安全管理工作的灵魂[7 ] 。随着安全关口的前移,研究者认为[6 ] ,态度是反映文化特征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因此开始把态度评价作为安全文化诊断和行为预测的一个有效指标。研究表明[8 ,9 ] ,在航线安全管理中,态度还是一个评价人因训练效果是否有效的指标,因为它们可以反映出机组人员对训练理念所做出的认知评价。当然,态度并非是一个行为预测的完美指标,我们认为,只有将行为观察、安全业绩评估以及态度评价整合为一个综合的安全文化评价体系,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对特定安全文化特征做出相应的诊断和评价。

　　本研究采用国际上公认的以诊断各航空公司飞行安全文化特征为目的的航线飞行管理态度调查问卷,在对中国航线飞行员测试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和分析FMAQ2. 0 作为中国航空企业飞行安全管理水平的诊断和评价工具的有效性及其文化适应性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FMAQ2. 0 在结构上能够被分为评定飞行员基本满意度、飞行管理态度和驾驶舱自动化态度三个测试模块。根据因素分析理论[10 ]选择测试项目组成正式问卷,将各个项目的因素负荷和共同度作为判断题项有效性的标准。本研究中将因素负荷值小于0. 30 和共同度小于0.20 的项目删除,最终由93 个项目构成本研究航线飞行员飞行管理态度问卷。在对每一测试模块进行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取到了组织信任度和工作满意度(飞行员基本满意度模块) 、交流协作、权力梯度和风险意识(飞行管理态度模块) 、自动化依赖和自动化认识(驾驶舱自动化态度模块) 等7 个主因素成分,基本覆盖了当前航空安全文化的主要方面。三个测试模块的结构效度指标分别为r ≥0. 467 ,信度指标(Cronbach )α≥0. 812 ,总问卷的同质性信度系数为0. 884 。从测试结构和有效性分析, 满足FMAQ2. 0 作为中国航空企业飞行安全管理水平的诊断和评价工具的基本要求。

　　尽管全世界的航线飞行职业有着一定共同的安全文化理念,但由于民族文化和管理体制上所存在的种种差异, 基于欧美人群理念建立起来的FMAQ2. 0 (国际版) 中,仍然有个别项目无法对某些特有的中国航空安全文化现象做出有效解释。因此,FMAQ2. 0 的文化适应性和问卷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从统计学一个方面描述了FMAQ2. 0 本身的结构效度和信度。探讨FMAQ2. 0 作为航空安全文化诊断工具有效性的另一重要途径,就是考察FMAQ2. 0 对于各航空企业之间安全文化特征上的鉴别度,并从根本上揭示FMAQ2. 0 的诊断结果与现代人因训练、现代航线/ 航线模拟条件下飞行员驾驶舱行为的规范性之间的内在关系(效标关联效度) 。为此,我们在中国四家航空企业中应用FMAQ2. 0 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其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有关研究我们将另文予以报道,这里仅从一个侧面对FMAQ2. 0 本身的有效性给予一个补充性的说明。总之,建立一套既遵循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航空安全文化特征诊断工具不仅有助于系统探求我国航空组织中危及航空安全的种种负性文化因素,提高人因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为现代航线飞行员人因- 技术整合训练模式的建立,以及构筑起我国积极的航空安全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