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史上，从杞人忧天开始，到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自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为争夺土地、各种资源而逐渐融合成大一统的中国。也产生了较为原始、但在当时难能可贵的“忧患意识”。自孟子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形成一种理论。我认为，孟子，是中国“忧患文化”的创始人、奠基者。

    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为扩大疆域、保家卫国而励精图治，人们逐渐安居乐业，由群居、部落、氏族而形成家-----国式的“风险分摊体系”后，封建社会中的忧患文化就演化成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由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风险较小，忧国，“位卑未敢忘忧国”，其实是民众对家国安全的一种期望，因为个体依附群体而存在。而汉代萌芽的“曲突徙薪”的风险防范意识，则在自给自足、风险较小的环境下没有形成文化主流。

    但人民依然形成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忧患意识。但却与“直把杭州作汴州” 的乐不思蜀心态并存。

    直到近代，有识之士在忧国意识中终于喊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唤醒了普通民众个体对保险主体（家、国）的忧患与责任意识。

    随着科技进步，各种新型风险与时俱进，充斥了社会各个角落、系统。社会分工细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风险分摊（担）主体，大家庭也演化成小家庭，个人也面临更多已无力承担的多种与时俱进的新型风险，而民众却严重缺乏应有的风险、忧患意识及必要的防范手段。

    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消费者、在公民意识中应该充分发展一种“不安全文化”，学会与常态的风险共存，并在日益进步的安全防范中居安思危，增强防灾防损的信念及常态的保险消费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