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文化源自人人皆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在事故发生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通过对事故的分析和讨论，确认事故源于一系列人因失误——有意识违反操作规程，最终酿成了一场人为的核灾难。1986年IAEA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提交的《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后审评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概念，随后在1991发表了一篇专著《安全文化》（INSAG－4），随即在核工业界引起了广泛重视和认同，核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

　　根据IAEA的定义，安全文化是单位和个人的品性和态度的总和。就安全文化表现而言,它是由两个主要方面组成：第一是体制,由单位的政策和管理者的活动所确定；第二是每个人的响应。

　　核安全文化的主体是人，而人的行为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核电站在营运过程中始终存在核安全风险。所以说，只有核安全意识并不能够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还须建立一个完整体制文化来保证工作人员有效地确保核安全。核安全文化发展至今，核安全相关制度体系已健全，其中“四个凡是”是我国核工业制度体系的代表，即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凡事有据可查。这也是核安全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准则。

　　就核安全文化的建设来说，评审制度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主要方式有自我评审和外部同行评审。自我评审其实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通过将现行活动和结果与一套已确定的期望指标进行严格对比，以不断促进安全业绩的改进。外部同行评审是为避免自我评审对安全问题思考的局限性和扩大“运行经验反馈”的手段，通过外部专家的介入，发现运营单位安全文化的不足。各类评审已贯穿在我们的工作中，像大家都知道的PSAR评审。

　　在制度已十分健全的当前阶段，我认为，先进核能技术的发展成为核安全文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 核电机组的核安全，本质上说是由设计先天赋予的。所以，即便当前正在运行的二代核电机组的安全性已足够可靠，对于新建的核电机组，其安全性能仍然是核安全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我们三门核电正在建设的全球首台AP1000机组，作为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代表，已将因反应堆堆芯熔化和堆熔后致使安全壳短期内破裂所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的概率降低到10-6/堆年，相当于100万年出一次事故的概率，这已经是“万无一失”了。即便如此，我们对安全的执着仍在继续，以清华大学的高温气冷堆为代表的第四代核能技术已在飞速发展，这是一种从物理定理出发就可以理解的、在任何情况下堆芯都不会熔化的反应堆，这类反应堆称为固有安全（Inherently Safe）的反应堆，而非“概率安全”，不再会发生堆芯熔化事故导致的大量放射性外泄。

　　除去规章制度和核能技术，核安全体现在我们核电站全体员工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和良好的工作习惯上。一组统计数据说明了人在核安全中的作用：据世界核工业界的统计，人因失效占核电厂运行事故的70％左右。

　　对我们正处于设计建造阶段的AP1000机组而言，我们应该把这种关注安全的习惯体现在对设计审查的严格、细致分析上。具体到工作中，如设计管理处当前负责的DCP的审查最能体现我们对核安全的关注，因为设计变更，影响的不仅仅是费用、进度，更是我们的核安全，所以，对其评估愈显重要。 公司领导成立设计变更控制委员会已充分体现出对安全文化的重视，这种重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核电站安全文化水平的高低。

　　核安全文化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取决于核电站的每一个员工，取决于我们对安全要求的正确理解，取决于我们执行安全规定的严肃性，取决于我们一丝不苟的良好工作习惯。我们全体员工，既各自承担着一份安全责任，又联手创造着对安全的贡献，我们就是核安全文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