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们的思维、认知、价值观、政治倾向、经济地位及所处环境存在差异，所以对安全的认识和理解就必然不同，各自形成的安全观的内涵也有极大的差异；由于人们对科技知识掌握的能力及文化程度的差异，给正确理解安全文化的问题上增加了难度。因此，只有在有关文化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对文化的来源、文化的流变、文化的层次、文化的系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较深入的研究；同时对安全事物及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安全科学，特别是大安全观，有较透彻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大文化观的基础上，再广泛联系安全领域的现实实践，并吸取国内外关于安全文化的论著中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的、先进而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理念和精华，才能正确理解安全文化。简而言之，要正确理解安全文化这个概念，必须从两方面人手，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文化；其次是要明白什么是安全，特别是安全与人的关系。
　　
　　一、关于文化
　　在以单音节词表达意思的古汉语里，没有“文化”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文化”也不是一个现成的双音节词，它是由“文”这个象形字和“化”这个指事字复合而成的。“文”画的是一个正面人形，据考证，最早的字形其上半部包围之处中心部位有刻纹，也就是古人在其胸脯刻保护神(图腾)或心爱之物的图案，类似现在所说的文身(藏身避邪术)，是一个象形符号；若以此作为动词，就是文身的“文”的初文，若以此作为名词，就是文章、文字的“文”。当时这个字的书写还没有定型，但正面人形这一基本框架变化不大，只是上半部的刻纹不统一，难怪一个“文”字，在金文里，人们收集到的写法就有15种之多。通过对“文”这个字的来历和意义构成的了解，不难看出，“文”字是对当时具有安全意义的巫术仪式这一人类行为所做的形象记录。
　　
　　“化”字把一个侧面站立和一个倒立的人形画在一起，即由“亻”和“匕”组成，其中“匕”是倒立的“人”字的变形，这种组合符合指事造字法的反形表意原则，所指之事为人在翻跟斗，也即人体姿势不断改变的情形。由此“化”的意义已显而易见，但南宋教育家朱熹(1130--1200)对“化”的字义有更为精确恰当的解释。他在为《周易》作注时写到：“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用现在的话来说，变，指的是事物处在量变过程；化，指的则是事物已达到质变。可见，“化”是变的结果。
　　
　　文化，就是“文”的结果，而“文”，又是人为了安全所进行的巫术活动及其这一活动的历史遗照。所以，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类适应自然和驾驭自然已成现实。以上是从文字的角度来认识“文化”的；再看中国现存最早的哲学著作《易》，是怎样把这两个字联系起来使用的。在这部经典著作的《贲卦》里，有一段文字对人们一定会很有启发，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的“人文”，是从“文”的纹理意义演化来的，借指社会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翁婿等纵横交错、结构复杂的人际关系，其网络结构如同纹理一般。所以，“人文”是指人伦的序列；天下呢?今之社会也。天下因人而成，因人的秩序而成，因人的意志而成；天下是人的天下，因人伦教化而处处充满人性。
　　
　　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本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其意义是指由人为地耕作、培养、教育而发展出来的东西，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最早把文化作为基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是19世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社会》一书中，他对文化(culture)做了这样的描述性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自此之后，随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以及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成为这些学科的一个共同的重要范畴。与此同时，围绕着文化的涵义和内容的问题也开展了种种讨论，而且至今未绝。有人偏重文化的观念属性，把文化界定为观念流或观念丛；有人倾向于文化的社会规范作用，把文化视为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或者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美国学者所谓的文化，几乎包括全部的社会生活；德国学者所谓的文化，偏重于社会精神方面；前苏联学者大多把文化视为一种复杂的综合现象，把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指人类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狭义文化指人的创造性活动(科学研究、艺术创造等)及其成果。有人认为，文化是环境的人为部分。狭义的文化是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如政府、政党、社团、法庭和学校等。
　　
　　也有人提出：“文化是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集合”，还有人侧重从继承关系上来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通过社会的传衍而来的要素”。
　　
　　保加利亚学者斯托伊科夫和戈拉诺夫认为：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和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同时还包括人的全部发展即人的能力、需求、素质和天赋。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林顿认为：文化是由教育而产生的行为和其行为结果所构成的综合体，它的构成要素为这一社会成员所共有，而且加以传递。英文“culture”的含义是指精神、文明、修养、教育、陶冶、德育、培养、耕作、人工培养。
　　
　　在东方悠久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中国，对文化也有各种解释。“文化”一词在汉语中含义是很全面的，《辞海》中对文化有三条注释，其一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阶段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其二是“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其三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教化的总称”。
　　
　　所有的文化都包括：技术(工具、器械)，社会制度(风尚、习惯、社会结构及其制度)，信仰(口头传说、哲学、科学)及艺术形式。
　　
　　文化是某类独特现象学的名称，即那些依赖于某种心理能力，特别是依赖于人们称为“符号活动”的人类心理能力的运用而形成的事物和事件的名称，更具体地说，文化由实物(工具、器皿、装饰品、护身符等)、行为、信仰和态度所组成，它们都通过符号和文字而发挥作用。文化是人类在生存斗争中所使用的一种精致的机制，一种超机体的方法和工具的体制。
　　
　　从动物学的观点来看，文化只不过是人类这一特殊种族的生命过程得以绵延不断的手段而已。它是一种向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保护、进攻与防御、社会规划、宇宙调节以及娱乐的机制。
　　
　　文化是社会遗传的一种形式，它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是一系列超生物、超肉体的事物和事件，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世代相传。文化是一种持续的、累积的、进步的事件。
　　
　　文化的发展，包括文化的变化过程、文化的革新、文化的传播、文化的统一和分化、文化进程与生态的关系等。
　　
　　文化有许多属性，就横向而言，民族性是最主要的，文化作为精神创造物，只要民族没有消亡，文化的民族性就是文化的根本属性；就纵向而言，时代性是最主要的，时代感的差别表现为文化的盛衰和变革。至于文化的传承流变，则有进化、播化和涵化三种现象。所谓进化，就是文化的持续发展，这种持续的发展除了具有累积的性质而外，还包含着进步的性质；所谓播化，就是文化通过人类的交往联系而传播开来；所谓涵化，就是文化经过同异质文化的冲突、交融而后的更新。
　　
　　可见，文化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自身三方面的内容。中国古代文化在人与自然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把自然看做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在人与社会方面，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倡互尽义务。在人自身方面，强调内心世界的和谐，提倡对人的欲求予以道德的节制。孔子“仁”学的发明，其主旨在言天人万物之和谐。“和为贵”(《论语·学而》)，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人生格言。《易经》中关于世界的本源就以某种圆形的胚胎——太极为图像，阴与阳在循环运动中彼此过渡，互为因果，两者之间的最佳联系状态为圆形，圆形显不着对立两极的相辅相成。这是和谐精神的生动图解。而《易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又是对和谐这种精神的简要概括，和谐就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和谐就是厚德载物，兼包并蓄。《苟子·王制》说得好：“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所以，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居于世界前列，长达数千年之久。当然，在人类历史进入到古代宗法农业社会之时，中国文化趋于与自然过于和亲的方向，征服自然的意识被削弱，致使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社会人事领域，过分倡导容忍、安分、知足，鼓吹社会价值永恒的无可争辩的先于大于个人价值，严重压抑了个性的发扬，这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最终陷国家民族于积弱积贫，时至今日使现代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值得深思的。但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真善美的融会贯通，是无限多样化的无隙契合；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只有当中国文明的精神指导人类文化前进时，世界历史才算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中国近代的落后，只是农业文明让工业文明比了下去。但是工业文明需要更高层次的和谐，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必将造福于人类的未来，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为这一精神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史学以既往事件的遗存信息为对象，以不同史料、史实之比较为基本方法，目的是了解过去，求得对历史事件因果联系的认识，以期指导现在和未来。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没有权威的上帝——创世主或造物主，它是中国科学思想史的基点，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两大特点是：相信人定胜天，人可制天命而用之，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备于我；不以探求简单规律性为终极目标，《易》日：“探颐索隐”。“颐”，即复杂性，而非简单性。
　　
　　从文化的起源至今，文化已历经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粗糙的原始石器到电子计算机，从原始的巫术到发达的现代科技，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回首人类的减灾、防灾、消灾的历史，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它是安全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佐证，如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与繁衍，与天斗、与地斗、与万物险恶斗、与天灾人祸斗、与自然物斗、与人造物斗，以人的生命、鲜血为代价，学会并总结出保存自身、创造安全生存环境的方法，丰富并发展了悠久的人类文化。而在300万年后的今天，人类已进入将劳动“从革命利益出发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的经济建设新时代，集文化之大成的安全问题就成为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首要问题。发达国家融安全于生产建设之中的成功经验证明：没有人类的安全活动，就不可能有现代完善的社会；没有不断丰富、发展和繁荣的安全文化，很难延续和谱写人类悠久的文明历史。
　　
　　任何时代的科技发展都离不开产生它的文化环境，离不开它所处的文化氛围。科学技术无论作为人类一种认识结晶的知识体系，或作为人类一种实践活动的重要工具，它都是整个人类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生物学家爱德华·克劳特等人认为，人并不是惟一的使用工具者，至少也是惟一的工具制造者。正是人类具有创造工具的独特能力，才使人类能适应大自然的变化，在生存竞争中保存和发展。人类通过符号、言语及符号行为，加上创造工具的特性，在繁衍与发展的抗争中逐步形成了文化。而在不断地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依靠自然、利用自然，使人类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通过不断改善和创新使人类获得了能安居乐业、避灾免难的生存条件；寻求和发现使人类能温饱生活的物质环境，丰富和增强了人的自我保护和防卫能力，开发了人的防灾救险的思维领域，产生了自发到自觉的安全行为。人类就是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语言和符号行为，加上创造工具的能力，形成了安全生存的文化，直到有了文字，文化才有了记载，才有了承传和交流，以文字作为载体，才把人类文化传至当代。安全文化也汇入了人类悠久的文化洪流之中，被人们所称的安全文化场、安全文化力、安全文化丛、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沐浴和滋润着人们，让其安全地生产、生活、生存。这就是在创造、发展和丰富人类文化中产生并发展安全文化的基础及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