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30年来，老百姓生活有很大提高，这是国内外多数人普遍承认的事实。但同样应当承认，国家的资源和环境付出很大，境况触目惊心。去年初的冰雪灾害，4月太湖再次出现蓝藻，今年2月山西又发生矿难，突显国家能源配置和环境安全问题严重。如果说去年7月初日本北海道G9峰会讨论“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有布什政府充愣，中国的表现还过得去，恐怕今年4月英国伦敦的G20峰会，就得明确承担义务了。CO2发射总量即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成为“老大”，全国电力装机总量超过8亿千瓦，煤电比例超过78％。好多外国研究机构早就关注我们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必须改善环境，维持经济增长，千万不能“因增长而窒息”，威胁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环境抵抗力最薄弱，内地比沿海环境抵抗力更薄弱。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环境污染够严重的了，长江三角洲江河湖汊有的水已经发臭。下一步怎么办？总不能把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搬到内地去，发展那里的经济。

　　好在政府高度重视能源配置和环境安全，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关闭高能耗、高污染的小火电。认真贯彻“积极发展核电”的方针。以这次金融危机电力负荷下滑为“契机”，把“发展核电作为当前调整能源结构的优先选择”，快速推进核电建设。把2020年建成4000万千瓦核电的指标提调整为建成7000万千万，在建3000万千瓦，“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

　　有人担心核电要“大跃进”了。其实，早在中东“石油”危机的1970年代美国和法国就被逼得“大跃进”过，而且很成功。以中国人口之多、国土面积之大，外汇储备之高，10年内建成60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不能算“大跃进”。目前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除三门和海阳的12台AP1000外，都是成熟的、没有政治、技术、经济风险的核电机组。

　　世界普遍认为，核电是唯一证实的、能以基本负荷方式大量提供电力的技术，既可靠而又没有空气污染，或者说不发射温室气体。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也很环保，但不能保证带基荷长期连续运行。

　　未来中国需要多少电力？需要多少核电？有人估计，2020年中国电力装机总量或有可能达到15亿千瓦。那么，2030年和2050年是多少？据估计，即使不考虑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8.9亿装机容量对于中国的火电来说已到峰值”。“大力发展水电”，积极扶持新能源，剩下的“发电能力都需要核电来补充”。如果2020年中国核电达到7000万千瓦（0.7亿千瓦），占国家电力装机总量的5％，那么2030年就有可能达到2亿千瓦，而且2050年还可再翻一番，届时使核电占国家电力装机总量的25％以上。

　　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到2050年中国核电在电力配置中的份额，与世界核大国相比仍然偏低，不值得“核电人”沾沾自喜。中国核电应当有更远大的奋斗目标。

　　铀资源不是核电发展的“瓶颈”

　　近期大规模发展核电，需要有大量铀资源。

　　也许是被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饿怕了，我对国家大规模发展核电总有些焦虑。“粮食”从哪里来？过去人们常说中国是个贫铀国，直到2007年世界铀资源“红皮书”报道中国的铀资源还是4.88万吨（回收成本130＄/kg U），占世界已知可回收铀资源的1％。其实，过去各国把铀资源作为重要战略储备，上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数字偏保守。美国三里岛事故和前苏联切而诺贝利事故，使世界核电发展停滞，几个国家宣布分阶段关闭运行的核电机组，曾使世界铀价格低得不可思议。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曾为筹集外汇，超低阶出售“黄饼”；2000年铀价一度跌到10美元/磅。1985－2005年间开展的铀勘探也很少。

　　随着全球核电复苏，第二次铀资源勘探揭示世界铀资源有巨大增加。世界资源专家早就预计，勘探工作显著增加立即可使已知经济资源增加一倍；根据与其它金属矿物类比，预期目前价格水平加倍，到时能使标准资源增加十倍左右。去年6月，中国核工业地质局总工程师张金带在“2008年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暨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表示，我国正在做新一轮铀资源潜力预测，资源量或超200万吨。连闻所未闻的近邻蒙古国也发生了“铀”革命，据估计铀矿有130万吨，预示我国“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砂岩型铀矿”有很大的潜力。

　　上述信息令人、特别使核能工作者振奋。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后果日渐严重、石油价格飞涨压得国家喘不过气来，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大力发展核电已经成为国家的现实选择。现在发展核电有“粮”了，我国核电具备了规模发展的条件。一个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机组，60年运行寿期需要1万吨天然铀。我们有200万吨铀资源，就可以放心建造200台百万千瓦（2亿千瓦）的核电机组，不必担心“断粮”挨饿！

　　目前世界多数核电大国所用天然铀，主要来自国际市场（俄罗斯和加拿大除外）,而大多铀资源丰富的国家自身却没有核电。因此铀资源市场注定是全球化的市场。建立国内生产、海外开发、国际铀贸易三渠道并举的天然铀资源保障体系无疑是正确的方针，我国核电装机总量完全可以超过2亿千瓦。

　　铀资源是全球化市场，铀价格必然有波动。要抓住时机，开展国际铀贸易。近期内金融动荡、经济下滑，国际铀价仍将延续下跌态势。去年10月，铀市场大幅跳水。每磅八氧化三铀现货价格跌幅近30%，只有46美元。国家和核电企业应适时进行资源储备。即使按照天然铀价100＄/kg计算，一台100万千瓦核电机组60年运行寿期天然铀成本只有10亿美元；为同容量火电机组同期进口煤炭费用的1/15（进口煤价按100＄/吨计）。天然铀价格过低或过高（≦40＄/kg U，或≥130＄/kg U）都是不持久的，也不利于世界核电健康发展。传播“要有铀价达到500美元/磅的思想准备”，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因为早就有人估算过，即使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技术从海水提炼铀，成本也就在200－400美元之间。况且天然铀不到燃料成本的1/4，对发电成本的影响很小。

　　我国核电发展技术路线已经确定。坚持发展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路线，实施中采取技术引进和创新相结合的方针。为使我国核电建设不停步，满足电力发展需求，以现有成熟的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为基础，通过设计改进和研发，建设一批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这是一条正确的规模化发展核电的道路。即使暂不考虑新引进的AP1000，到2020年建成的7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都是二代改进型，也不到可建造装机容量的30％，还有70％的余地建造较先进的第三代核电，仍然是那时世界核电机型比例最优秀的国家。

　　应当意识到，我国人口众多，要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使经济继续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像样的生活，必须不停步地加速核电建设，此外别无出路。铀资源市场是全球化的市场；核燃料循环产业是充分市场化的国际化产业，我国必须成为世界上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

　　“安全文化”―核电安全的“命根”

　　中国核工业最初是在原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即使几十年后，在各方面仍留有强烈的体制和观念影响的烙印。所幸的是，中国核电选择了压水堆路线。在这方面，工程院士彭士录和科学院士欧阳予有很大功绩。切尔诺贝利事故给中国核科学技术界敲了警钟。因此，中国核电技术发展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西方核发达国家。如果说秦山核电站的运营管理最初还有原核工业的影响，那么引进大亚湾核电站则使中国核电运营管理走上了完全与世界最先进管理一致的方向。

　　组织机构是“安全文化”的支撑。“支撑不好，大厦要倒”！要重视和研究核电厂的组织机构设置。实践证明，组织机构与所采用的核电技术几乎无关。目前，中国核电厂的组织机构基本上与西方大多数核电厂相同。开展国内外技术交流，有共同“语言”。

　　核电厂运行和管理人员培训始终坚持系统性培训的方法，配置有较齐备的培训设施。电厂操纵员和高级操纵员全都接受了严格的基础理论和电厂运行过程培训，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考试合格并由国家核安全局颁发证书上岗值班。大亚湾多数高级运行与管理人员曾接受长达一年以上的国外运行核电厂培训。秦山第二核电厂运行较晚，所有高级运行人员均在国内运行核电厂接受了长达2年以上的培训，回厂后参加训调试并经本电厂系统和设备培训，考试合格取照上岗。田湾核电厂的首批操纵员和高级操纵员，也都在俄罗斯培训中心和运行核电厂接受了系统、完整的培训，回国后又到大亚湾接受了为期八个月的现场跟班运行实习。对于中国的核电操纵人员培训和考试制度，国外核电培训和运营专家有很高的评价。有人戏称这是尚未被污染的“净土”。在“核电厂操纵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核电厂人员培训制度坚持下来了，为核电厂培养了高质量、合格的运行人员。

　　核安全是核电厂的生命，“没有严格的管理，民用核电会成为危险的技术”。按照IAEA的“核电厂安全运行规定”，大亚湾参考、借鉴法国电力公司的做法，编制了“核电厂质量管理手册”（PQOM）。包括核电厂“核安全政策”、“组织机构及职责范围”、“运行”、“维修”等19个领域300多个管理程序，和IAEA“核电厂运营组织”管理大纲要求覆盖的范围完全一致。把国家的核电厂安全运行法规、标准和要求以及国际核电运行管理的良好实践，具体落实为一套完整、系统、科学、可执行的管理文件。它是国际、国内核安全法规要求和承诺的具体化。没有政治色彩，和国情无关，甚至和电厂的堆型、具体设计技术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广泛的适应性。到过大亚湾，看过这套管理程序的核电管理人员都不否认PQOM在规范电厂管理行为中的作用；国内核电厂各部门制定管理程序时都曾参考大亚湾PQOM的相应程序。目前国内核电厂的管理程序虽不完全统一，但都在研究PQOM的精神实质，逐步加深认识，向这套管理程序靠拢。

　　建造核电厂的极终目标是安全发电。所以核电厂运行体制以运行为中心。在电厂厂长领导下，运行处负责整个电厂运行的管理、检查以及试验工作的协调。主控室是整个电厂生产活动的指挥中心，是电厂生产活动指挥调度的唯一联系渠道。主控室只接受电网调度和电厂厂长（生产副厂长）－运行处长－值长两条渠道下达的操作命令，视需要可向电厂所属各生产、技术支持与服务部门下达命令，不必经过其主管领导。电厂一切投入运行或热备用系统和设备的操作、变更权属当班运行值，未经书面申请并办理相应手续，任何人不得动用或改变系统和设备的状态。

　　电厂运行人员根据《机组运行限值和条件》（技术规格书）、已生效的书面规程和良好实践确保电厂安全和可靠运行。只有具备特定资格并经指派的运行人员，才能控制和指挥核电厂的运行和状态的改变。任何人不得干扰他们作出涉及安全的决定。此外，还给运行配备必要的现代化工具和技术监测手段，减轻运行人员的精神负担和思想压力，使他们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监视运行工况和事故预想方面。

　　现代核电厂系统复杂而庞大，运行人员必须严格按照书面操纵规程进行操作。运行操作规程数量非常大。一般都选好参考规程目录和样本，组织培训过的操纵员按照统一格式编写运行规程。与安全相关系统的运行规程，详细到“一步接一步”格式，通过系统调试验证、修改、生效。事故处理规程则通过模拟机验证、生效。

　　核电厂的各种生活福利待遇通常倾向运行一线。职工普遍承认电厂运行人员很辛苦，像“磨道的驴”一样“养活”着整个电厂，对稳定运行和生产一线队伍并没有分歧和意见。大亚湾的政策是提高运行人员的“倒班待遇”，使之明显感到倒班“辛苦”，不倒班“心疼”。运行队伍稳定，值班纪律严明，安全生产有坚实的基础。

　　目前国内核电厂安全生产形势较好，多年未发生核级事故。这和核电厂重视安全文化建设，通过各种活动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使全体工作人员形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和正确的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其中关键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处理一切与核安全有关的问题，采取偏保守的决策，严格管理，强化“按程序办事”和“按规程操作”的基本安全原则。凡与安全有关的行动，必须有“书面”文件、指示和命令依据，由经过系统培训的、有资格的、熟悉现场的运行人员指挥并承担安全责任。

　　本文所说的“安全文化”是狭义的。就是IAEA核安全专家组的专题报告“安全文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人通常理解的“安全第一”理念。

　　核电厂的“安全文化”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有一定的“边界”。核电厂通过“边界”影响外部因素，辐射“安全文化”；也通过“边界”接受外部的影响。其中最主要影响来自政府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引导什么样的行为观念。高明的电厂管理者可通过内部机制，把有利安全文化的影响放大，把不利的影响减到最小，设法保持稳定。

　　目前国内核电厂的“安全文化”水平并不一致。有的基础牢靠，水平较高；有的基础较差，亟待提高。其实，判断一个电厂的“安全文化”状况并不那么困难，也无需花很长时间。只要到那里走一走，了解领导层关注的重点，观察电厂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问一线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就可以作出大致的判断。

　　多年来，凡和大亚湾核电厂发生过关系的部门和单位，包括运行、维修服务和技术支持承包商，对核电厂的程序化管理和安全文化有深刻的印象，愿意和核电厂打交道，也对推进本部门的程序化管理和“安全文化”建设有积极作用。近来大亚湾高层领导非常警觉他们的“文化”稀释得太快，经常从外面请专家进行管理培训，电厂“一把手”也上台讲“安全”课。

　　目前国内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多达11个现场48台，新电厂运行和管理人员培训的任务很急迫。国内运行的11台机组，有8台全尺寸模拟机，有很好的条件承担起关键岗位运行人员（高级操纵员）和管理骨干的培训任务。运行核电厂应当有全局观点，急核电同行之所急。他们困难也就在3－5年之内，分担他们的困难对自身也是个挑战，不能把这个任务推出去。在这点上大亚湾核电站处理得较好。它们把整个集团公司的人员招聘、新机组生产管理骨干配备和人员培训承担起来。在建机组岭东核电厂生产准备部，还把整个电厂的生产准备工作做标准化处理，分成若干个工作包，提供后续核电厂，简化其生产准备工作。后续核电厂拿到标准化工作包，只要结合本机组的实际情况做当地化就可以了。这种做法值得其它公司和同类型机组参考。

　　运行核电厂在国家发展核电活动中，还可利用自身的优势，做出更多的贡献。例如运行经验反馈，使机组运行发现影响运行安全的问题，迅速反馈给设计院；培训设计新人，使他们具备最起码的核电厂运行感受。一个对核电厂如何运行，对具体设备毫无感性知识的人做核电厂设计，实在不可想象。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所交的学费实在太多了。

　　“安全文化”主要是领导者的文化。选拔什么样的人做领导大有学问。领导者关心群众，尊重人，一个集体就有“向心力”。对群众冷漠的人，即使优秀，也不能当领导干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领导”干部。安全文化的养成，企业领导人的言传身教是安全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安全文化的精髓，是追求卓越，实现持续改进。作为核电的从业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要始终牢记：确保核安全是神圣的社会责任。良好的安全业绩，是企业和个人得以创造价值的前提。如果一个领导者对只想着对提拔他的人“负责”，忙着“迎送往来”搞关系，哪有时间和精力下基层，和第一线的职工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关注安全文化建设？即使他的“郑重承诺”、“政策声明”很严密，标语和口号很多很好，也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和“安全文化”建设关系不大。要知道，群众“大多数人是发现好话与和现实不搭调的高手”。

　　近年来核电厂受到的外部冲击，最大的是政府的“官本位”主义和所谓的“岗位工资制”。直到本世纪初，电厂的干部制度还是“升官不发财”，职务变动与薪酬关系不大，多数技术人员对“升官”做管理还是做具体技术工作并不大在意，让技术人员做管理工作是“服从需要”和“组织安排”。随着后来实行所谓的“岗位工资制”和接连几次的工资调整，当官的年收入接连爆涨，差别越来越大。无论什么工作部门，行政领导（或主持工作的副职）的工资标准最高，致使多数技术人员感到精神压抑，似乎不提拔“当官”就是没有能力，具体工作“岗位”不重要或贡献不大。政府机关可以采取多提拔干部的做法“摆平”，致使一个部门除“官”之外没有“兵”。但电厂不能这么干，大量的具体技术业务工作要有人完成，不能都去当“领导”。加之“干部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提拔干部不透明，“关系”成为提拔的重要因素，致使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说中国人“不患贫而患不均”，对“按劳取酬”、拉开差距的心理承受力低，并不完全正确。大家对比尔盖茨拥有几百亿资产并不眼红。但对利用职权和影响等手段为少数人谋利益，以“与世界接轨”为借口，无节制地提高自己的薪酬，非常气愤。这样的党群和干群关系不可能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不可能不反映到工作上，给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安全文化”建设笼罩上阴影。

　　核电因其物理本质决定了“核安全是核电厂的生命”。一次轻微的核事故曾引起周围居民和整个国家的恐慌。一次仅有场外风险的核事故曾使整个国家的核能事业长期陷入低迷，甚至影响了全世界。一次放射性物质外泄的重大核事故曾给周围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和环境带来严重危害，甚至亡党亡国。

　　核安全理念没有国界，重大核事故具有跨国界的特性。核安全管理必须与国际接轨。大家必须遵守共同的原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和“特色”可谈。

　　目前核能技术的水平，包括“第三代”甚至某些“第四代”核电技术仍然存在发生严重事故的可能性。要使从事核电事业和相关产业的每个人知道这种可能性，时刻、事事保持高度警惕。严格按照IAEA核安全专家组安全的理念，营造和培育良好的“安全文化”，才有可能确保核设施的运行安全。

　　在核电厂、核电管理和监督部门以及相关产业，营造和培育不同层次的“安全文化”才是保证国家核电安全的“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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