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职业病网
时间:2018/4/2 9:36:08
在医疗领域,每一项改革举措都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在医疗健康领域提出的议案提案涉及各个方面。本期,将从农民工尘肺病问题、医保改革及互联网医疗方面,听听代表委员怎么说。
中国经济导报 在医疗领域,每一项改革举措都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在医疗健康领域提出的议案提案涉及各个方面。本期,将从农民工尘肺病问题、医保改革及互联网医疗方面,听听代表委员怎么说。
“2012年,1位代表提议案;2013年,3位代表委员建言;2014年,6位;2015年,13位;2016年,26位;2017年,36位。”关注农民工尘肺病问题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工问题研讨会上介绍,尘肺病是最痛苦的职业病之一,患病群体多为农民,而这一群体在患上尘肺病后往往得不到及时诊断、救治和赔偿。经过多年的呼吁和努力,这一群体正在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自2012年3月开始,从只有一位代表关注尘肺病,到2017年的36位代表委员共同为尘肺病发声,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为进一步推进解决尘肺病农民工问题建言。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再次为尘肺病农民群体“大声疾呼”,建议应取消尘肺病诊断和治疗的“垄断局面”,将尘肺病的诊断和职业病鉴定分离。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计委尘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主任王辰表示,当前整个社会都在强调脱贫,因病致贫是重要原因,尘肺病人是最需要被扶贫的贫困人群。
为患者“清尘”,政府在行动
王克勤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尘肺病是因在高粉尘、高污染的极恶劣环境下工作造成的,患者尤以农民工为主,约占90%。尘肺病农民工呈现患病人数多、权益维护难、医疗负担重、救助水平低等特点,且在权益维护上突出表现为前期预防难、鉴定救护难、医疗保障难。数据显示,尘肺病死亡率高达22%,法定的尘肺病有12种,其中煤工尘肺每1.5小时有一人死亡。“并且形成恶性循环,只有家境极其困难的人才会从事这种工作,越贫穷越得病,越得病越贫穷。”王克勤感慨。
近年来,我国尘肺病整体发病率持续高发、逐年上升。专家分析,由于尘肺病具有隐匿性和潜伏期长的特点,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尘肺病仍将呈持续高发态势。
对于来自河南的张海超来说,作为曾经的一名尘肺病患者,他是幸运的。2014年经我国肺移植“第一人”——陈静瑜院长之手成功进行了肺移植手术,现在身体恢复良好。而事实上,更多的尘肺病农民工却没有这么幸运。张海超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尘肺病患者每年的药物支出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此外,如果病情严重需要进行肺移植,则需要高达几十万元的高额手术费用,这无疑使患病农民工望而兴叹。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此前,尘肺病农民工所需药物并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内。而且尘肺病在经核实与工作环境有关后,本应被鉴定为职业病,认定为工伤。但现实中,虽然农民工目前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由于一些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不到位,加之部分农民工缺乏职业防护和维权意识,这条路显得困难重重。
鉴于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目前的现状,通过多方的呼吁与努力,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用人单位粉尘监测、评价、劳动者告知、职业防护、职业健康检查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要求各地对尘肺病农民工做到“应诊尽诊”,将相关治疗药物纳入医保,并有效保障其工伤保险待遇。
如今,尘肺病相关药物在各地已逐渐被纳入新农合。张海超表示:“尘肺病目前的现状与2010年前相比已有不少改变。”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湖南、四川、河南、甘肃等地区出台了有利于尘肺病患者的相关政策,如在河南一些地方,2017年出台的政策规定,只要被诊断为职业病,没有被用人单位选为工伤待遇的患者也能得到新农合全额报销的待遇。“这都是地方领导重视,以及社会各界关注推动的结果。”张海超感叹说。
陈静瑜代表:打破尘肺病诊断与治疗的“垄断局面”
尽管目前我国为尘肺病患者争取权益已迈出了很大一步,但仍面临不少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跟进完善。
据了解,尘肺病作为法定的职业病种类之一,人数占现有职业病总人数的90%。由于对尘肺病的诊断必须经由专门获批的有资质的医院进行,在得到明确的尘肺病鉴定前,尘肺病人往往无法在普通医院进行治疗。
陈静瑜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尘肺病诊断此前规定只能由专门的疾控中心或政府指定部门才可进行。“这一规定带来很大弊端,一些早期的轻度尘肺患者如果前往没有鉴定资质的医疗机构就诊,很可能因为医院不具备诊断能力而拒绝诊疗甚至误诊,从而耽误病情。直到病情加重已丧失劳动力,甚至呼吸衰竭了,才想到是尘肺病。”有鉴于此,陈静瑜在今年全国两会提交的议案之一,就是建议打破尘肺病诊断和治疗的“垄断局面”,将尘肺病的诊断和职业病鉴定分离,让尘肺病人得到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其实,尘肺病的诊断并不复杂,任何一个二级、三级医院的呼吸科大夫都能够明确地给予诊断。”他感叹,只有放开尘肺病的诊断,才不会出现第二个“张海超”,不会出现“开胸验肺”这样的笑话。
原来,在多年前,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病,但由于这些医院均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被认为诊断“无效”。而由于原单位拒开证明,他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最终只能通过“开胸验肺”的极端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一事件曾经轰动一时。
此外,要想使更多的重度尘肺病患者通过肺移植的方式获得新生,还需要更多的肺移植供体,而目前肺移植供体的提供远不能满足需求。“许多尘肺病患者都很年轻,其他器官功能较好,他们最需要进行肺器官移植。”陈静瑜说道,但这一切都需要以患者能有幸等到合适的肺源为前提,有不少患者可能来不及等到那一刻就离开了。而与此相反,“脑死亡已被科学证实是不可逆性死亡,患者脑死亡后,已失去自主呼吸能力,抢救脑死亡患者不仅不能起死回生,而且抢救过程反而会耗费很多医疗资源,同时也增加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因此,陈静瑜已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尽快为“脑死亡”立法的建议,今年也在继续为此呼吁。
王辰委员:应考虑建立专项保险
王辰自2017年11月被任命为国家尘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主任以来,对尘肺病农民工问题十分关切,对于放开尘肺病临床诊断的提案也表示十分认同。他表示,目前整个医学界也趋向于这一观点。对于当前尘肺病防治面临的问题,王辰认为,防、诊、治层面都已逐渐清晰,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过去的职业病演变成新的体系,需要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王辰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尘肺病在我国产生于比较特殊的历史阶段,在发达国家,尘肺数量虽少不足以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尘肺数量不少,但纯发展中国家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不具备条件进行充分地诊治和科学研究;而在中国,尘肺病患者较多,又有社会资源的力量来进行预防、诊断、治疗以及研究,当前正是着力于真正地正视和动用社会资源解决尘肺病问题的阶段。
王辰认为,尘肺病问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不仅在防治体系上需融入多学科的支撑,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支持系统中应寻找更多的资金支持。王辰表示,尘肺病农民工因病致贫,是最需要被扶贫的群体,公益慈善是资金支持来源之一。以“大爱清尘山东计划”为例,该计划针对当地尘肺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大爱清尘基金为每位患者提供5000元医疗费用,山东省职业病医院为每位患者最多提供500元路费和生活费。
不过,王辰强调,慈善救助究竟能做到何种程度、能够帮助多少人仍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慈善事业仍不发达,且从机制上讲,慈善只是解决社会机制性问题的方法之一。”他认为,这一问题最终还应从体系上解决。因此,王辰建议,可通过保险体系的设置,考虑设立尘肺病专项保险基金。“将国家有限的资金也参与进来,只要工作是在涉尘环境,企业就应给职工购买相关保险,尤其是在如山西等尘肺病高发地区。”王辰如是说。
(责编:欧阳凝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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